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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机构将面临前几年大批投资之后的集中退出期，2019年机构主动退出情况会增加，更多投资机构将寻求外部财务顾问合作，优化投资组合，寻求投资退出。3. 退出压力如何释放？IPO退出优势减弱下，并购退出优势凸显2019年或将是基金的集中退出期。大量2010-2013年间成立的私募基金已面临必须退出的节点。此外，政府引导基金自2014年起高速发展，亦有大量资金正等待退出。而在资管新规影响下，不少银行投资项目也面临着退出压力。从资本回报绝对值来看，IPO依然是最优的退出路径，并购其次。但2018年以来境内IPO的规则逐渐变严，盈利空间持续压缩；海外市场IPO估值优势不再，市场对新股投资趋于避险，破发潮恐成常态；同时，在减持新规未有放宽的背景下，许多A股上市企业的投资机构无法按计划实现退出。即使在境外上市过了6个月解禁期就可以出售，也通常因为股票流动性差和后市低迷，导致机构退出困难。从操作难度、回报周期及上市回报率等多方面来看，IPO退出的优势都在逐渐减弱。要实现真金白银的退出，并购可以说是当下最靠谱的路径，预计2019年会成为并购的大年。

居民杠杆率是衡量居民负债情况的常用指标，用以表征居民部门负债占GDP的比重。公开数据显示，1996年中国居民杠杆率只有3%，2008年也只有18%，但是自2008年以来居民杠杆率开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，短短六年间翻了一倍，达到36.4%。到了2017年，居民杠杆率已经高达49.0%。居民负债比重的提升，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居民消费水平，进而影响相关商品市场的行情。

以专利诉讼之前的2016财年来看(2017财年和2018财年业绩受到苹果拒付专利费的影响)，技术授权部门QTL的营收76亿美元，仅占高通总营收的三分之一。受到专利诉讼影响，2017财年QTL业务营收占高通总营收的比重降到四分之一。不过，苹果更有严重的iPhone依赖症。虽然近年来不断推进业务多元化，但目前苹果仍有近六成的营收来自iPhone。去年第四季度苹果营收下滑了5%，核心因素就是iPhone营收下滑了15%。这种不利局面直接打压了苹果与高通血战到底的斗志。换句话说，双方如果真的血战到底，苹果遭受的损失要远远超过高通。对苹果来说，这场战役是杀敌五百，自损一千。

最重要的发现是2016年至2018年执法行动的数量大幅减少，而在此期间空气污染水平一直在上升。（2011年至2013年执法行动数量略有增加；2013年至2015年期间大幅下降；2015年至2016年略有增加。）很难知道，2016年至2018年执法活动的下降到底是合规程度增加的结果（因此减少了执法的必要），或者相反证明了美国环保署的不作为。但克雷和穆勒谨慎地指出，鉴于2016年后PM2.5浓度大幅增加，美国环保署近期执法活动的下降是“令人担忧的。”

当被问及陆军要求更多的拨款是否毫无道理时，这位国防部长没有作出直接答复，但说三军总部应该实现采购清单的合理化，以迎合新技术。她说，随着新技术的到来，武装部队需要重新考虑它们的愿望清单，而他们曾经想要的一些设备现在可能并不需要了。西塔拉曼说，财政权力已经交给三军总部，这就是为什么过去4年中武装部队不存在弹药短缺的原因。然而，陆军消息人士称，进行长期战争的弹药一直短缺。

高通是拥有3G和4G时代专利权最多的公司，这与高通不惜血本的投入研发是直接相关的。从创办至今，高通已经累计投入了超过500亿美元进行无线通信技术研发。从2006年以来，高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超过了20%，也是科技巨头中最高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向高通开出了9.75亿美元的天价罚金，也将整机收费的最高比例调整到3.25%。然而，这个处罚事实上等于认可了高通的整机价格收费模式。在魅族与高通达成专利诉讼和解之后，所有中国智能手机主流厂商都接受和认可了高通的专利授权模式。